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探索设立“科创特区”，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快育成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广东省内多地提出谋划建设“科创特区”的具体方案，旨在更大力度促进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是构建“科创特区”的关键举措。
在19世纪早期，作为现代化大学雏形的柏林洪堡大学主张现代大学的核心定位是“知识的总和”，并因此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通过自由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培养出支撑现代化发展的思想体系及人才。德国大学在当时成为世界效仿的对象，美国在20世纪初期直接“照抄”德国大学的实验室和研究班，带动了如今享誉世界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长。但是，大学的生产供给（生产知识与培育人才）在近年遭遇质疑。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指出，在20世纪后期，教育落后于技术发展，教育年限的增加并不相应带来工资待遇方面的收益，技术进步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差异已经难以通过增加教育的方式加以应对了。
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教育跟不上科技创新的发展，已成为阻碍大学与城市双向赋能的最大问题。在大语言模型（LLM）、增材制造技术（3D打印）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探索新的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理念，是建设“科创特区”亟需回答的首要问题。
大学与城市实现双向赋能，存在着两种有效的互动机制。
第一种，共生共赢的机制。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相互成就的经验。一是科研与产业协同。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经常只是带着一个科研理念投入硅谷创业，在风投资金的支持下，完成从0到1再到产业培育的全过程研发。客观的说，斯坦福大学能获得的政府研究经费远低于东部名校，但是正因为科研与产业的高度协同，使得斯坦福大学的原创性科研独树一帜，而产业化的程度更是冠绝世界；二是非刚性的创新约束。在硅谷，并非没有法律方面的种种约束，但是有意思的是，硅谷创新氛围经常使各个企业不愿因遵循既有规制而影响创新。三是风险投资系统。高新科技产业领域充满风险，不能依靠财政或者企业自有的资金支撑其发展。硅谷是全美风险性创业投资的主要活动中心，美国风投基金接近50%都设在硅谷。没有这种发达的风险投资系统，就不会有集成电路、微处理器、个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诞生，也不会有硅谷的崛起。
第二种，集群反哺的机制。以什么为切入口，建设创新生态，是不易回答的问题。美国人口不足80万的小城圣地亚哥，如今形成世界级的生物技术集群，据称聚集了超过1200家生物技术公司。这个小城与该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故事值得分析。圣地亚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国防投入，2024年用于该地的军费开支达到405亿美元，创造近20000个新工作岗位。军方开支对民用部门形成长期影响，在圣地亚哥培养出一批从事国防技术和军事医疗健康服务的企业。以这些企业及相应的人才构建的基本生态为基础，从1970年代开始，UCSD等学术机构通过吸引世界级科学家加盟、支持成立更多的研究机构等举措，推动了圣地亚哥生物制药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在UCSD与小城圣地亚哥的故事里，城市借助最初的基础条件（国防投入形成的产业）支持本地大学为中心进行生态打造，大学等科研机构以集群的形态“反哺”城市发展，实现了双向赋能。
就国内探索新型科研和教育范式方面的经验，广东省内的各类高校都有所努力，同样值得加以提炼。总之，推进大学与城市双向赋能的要旨，在于促使大学建立一种新型的科研和教育范式，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共生或哺育的赋能关系。
长期以来，在科研和教育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即以线性的思维来看待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这些具有有机联系的活动。这种认识的结果是导致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与城市社会的产业发展需求、人才需求之间出现裂痕，大学无法深度融入城市发展，一些城市政府也将支持大学的成长当成一种负担。当前，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现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加快建设“科创特区”。
第一，以打破专业壁垒作为高校的人才培育基准。例如，一是依托综合性科研平台，塑造文理工兼容的研究场景。可以利用国家实验室、校企实验室等来打造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以现实问题来吸纳不同领域的教授、工程师、技术助理共同参与。还可以联合科研人员与企业，进行合作研发，避免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脱节。二是依托共性问题形成培养方案，塑造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推动多个领域杰出科学家、产业技术专家、新兴科技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组建“专家共同体”，共同进行培养方案的设计。三是依托校企合作，培养理论与实践相通的高精尖人才。一方面，通过企业横向课题给予学生实践研究机会，培育以理论来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创造各类高新科技竞赛活动，增加与国内外同行的实习机会和竞技机会，丰富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实践理解。
第二，推动政产研有效协同运作，为全链条育才构建战略支点。一方面，以技术突破能力和人才培育能力为标准来选拔科研领军人才，同时以多元、包容为原则，督促领军人才建设科研团队，形成有实战能力、勇于跨学科探索的科研队伍，形成对多样技术路线的探索。另一方面，支持高校、企业和实验室的技术联盟紧密互动。德国政府采用的是“领先集群竞赛计划”（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比如在萨克森州地区聚集了110多个集群伙伴，包括17家大型企业、61家中小企业、33所院校及研究机构，以研发联盟的形式来共同开发节能信息通信技术。中国也在做相应尝试，比如在东莞政府牵头支持下新成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是承担链接当地企业与院校的技术流动功能。相应的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与推广。
第三，基于产业发展实际需要设置产业人才政策。一方面，联合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丈量本地产业发展情况，把握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拓展更多利益主体的参与途径，保障产业人才政策和高校育才方案不脱离生产实际；另一方面，以激励多元技术路线探索为核心来制定人才激励计划，培育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同时，通过政策手段来激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其创新资源，鼓励企业走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找帮助，共同探索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建开放活跃的创新型产业发展生态。
第四，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创新生长，使人才培育多点开花。一是切实敦促政府产业基金投早投小，形成与产业化周期适配的耐心资本：依托投早投小基金重点破解早期项目产业化“首投难”“首试难”问题；针对产业化周期较长的项目，提高耐心资本供给与产业化周期的匹配度；通过政府产业基金设置容亏率，允许无回购对赌协议，延长基金存续期，匹配科技项目的长周期特性。二是通过保证上下游产业的汇聚性，形成集群式发展。为此需要以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来形成整合效应，提高核心企业、核心技术研发与关键产业链节点的衔接度。同时持续支持研究机构与行业组织间的技术合作，围绕产业链形成技术创新联合体，为产业链的创链、固链、延链提供支持。
无论怎样，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剧变要求广东通过谋划建设“科创特区”来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之相应的，重新构设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模式，或将成为重要的改革任务。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定义大学功能及其使命，通过回应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需求，落实中央要求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科创特区”的建设过程中，大学需要寻找可靠的抓手，深入城市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去，与城市共生共赢，为打造城市创新生态创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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